琼崖（海南岛）位于中国的最南部，突起于浩瀚的南海之上，陆地面积3.4万平方公里，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它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对。南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新加坡，东与菲律宾，西与越南隔海相望。在广阔的南海上，从南到东南，环列有西沙、南沙和中沙群岛。地理位置上，它既是南海交通要冲，又是广东、广西两省区出入咽喉，同时，还是中国南部海疆的要塞，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海南岛聚居着汉、黎、苗、回等民族。解放前，全琼总人口200万－300万，其中，黎族约30万人，苗族约1.7万人。行政区划原分为13个县1个市，即海口市、琼山县（今并入海口市）、文昌县（今文昌市）、琼东县（今琼海市）、乐会县（今琼海市）、万宁县（今万宁市）、定安县、澄迈县、临高县、儋县（今儋州市）、昌江县、感恩县（今东方市）、陵水县、崖县（今三亚市），20世纪30年代在五指山区增设黎、苗族聚居的白沙、保亭、乐东3县。海口市是全琼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海南岛中心腹地山高林密，以五指山为最高峰，海拔1867.1米。沿海一带多为平原，但丛林丘陵地带也较广阔。主要港口有海口港、榆林港、三亚港、清澜港、新盈港、八所港等，其中，榆林港是著名的军港。主要河流有南渡江、万泉河、昌化江。海南岛不仅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矿藏资源和森林资源，而且由于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四季常春，是我国重要的热带作物基地，被人们称为“宝岛”。
琼崖各族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他们自古以来就劳动生息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开发祖国的宝岛，为缔造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但是，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和封建主义剥削的加重，琼崖社会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年8月，清政府因战败屈服，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赔款，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琼崖也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对象。特别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法侵略者先后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中规定开放琼州口（今海口）为增开的通商口岸。从此，英、法两国凭借这些不平等条约，首先侵入琼崖。在1861年至1869年间，德国、丹麦、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也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包括开放琼州为通商口岸等内容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和商约。这些条约和商约的签订，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对海关权的控制，对通商权的攫取，使“自给自足之本岛，乃一变其生产方式，而为国际竞争之自由商场矣。”①与此同时，美国则打着“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旗号，同其他资本主义列强一道，参与对琼崖的侵略和掠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法国强租广州湾，把广东、广西划为其势力范围，并于1897年2月迫使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出海南岛不割让他国的声明。“而本岛命运，遂亦从此而具特殊化矣。”琼崖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竞相角逐的场所、共同掠夺的对象。琼崖与祖国大陆一样，一步步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资本主义列强对琼崖进行残酷的经济侵略。一方面把琼崖作为商品的倾销地，大量的洋药（鸦片）、洋纱、洋油（煤油）等源源不断地进入琼崖。据当时统计，琼崖鸦片进口量，1886年为15.32万两，价值白银149万多两，占当年进出口总值的64.27%，1886年至1890年5年内，鸦片进口总量高达55.41万两；洋纱的输入，1876年仅39担，1891年增至1.72万担，15年内激增440倍；洋油的输入，1882年为6980加仑，价值白银1392两，1890年激增至49.15万加仑，价值白银80.3万两，8年内输入量超过69倍。②鸦片的大量输入，摧残和毒害了琼崖人民的体质，使琼崖社会丧失大批劳动力，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洋纱输入的激增，摧残琼崖较为发达的棉纺织业，较为兴旺的文昌县棉纺织业几乎停产，以至僻处岛西一隅的感恩县“迄洋纺通行，自纺均废”；洋油输入的剧增，使广大农村榨油业纷纷破产，土产海棠油产量大幅度下降，琼崖社会经济结构遭到破坏，人民“谋食艰难”。
另一方面，各国侵略者又廉价收购琼崖的土特产品。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20年代，琼崖的对外贸易中，进口总值逐年递增，而土特产品如猪、牛、皮革、槟榔、高良羌、花生、红白藤、花生油、药材、鱼类、盐、木材等，出口价廉，造成连年入超。此外，各国侵略者还公然掠夺琼崖的自然资源。其间，英国人高露云就着手开采今昌江县的石碌山铁矿。日本渔船不断深入琼崖海域，捕捞海产资源，并掠夺西沙群岛的磷矿。资本主义各国还控制琼崖的交通事业。1897年来往海口的外国轮船就有428艘，1928年达到491艘。这些分属于法、英、德、日、挪威、丹麦等国的轮船，几乎垄断了琼崖与香港、新加坡、暹罗、海防、广州、汕头、广州湾、北海、会安等地之间的航运。资本主义列强大量倾销商品和廉价掠夺土特产资源，迅速地破坏了琼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文化侵略是资本主义列强推行殖民政策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外国侵略者在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以传教为中心的文化侵略活动。利用建教堂、办学校和医院，在琼崖进行收集情报、调查资源和宗教、文化侵略。为了侵略的需要，各国纷纷在琼崖设立机构和据点。1872年美国首先在海口设领事馆，接着日本于1873年、英国于1875年也在海口设领事馆。他们曾派人深入定安、新兴、屯昌、南闾和五指山进行窥探活动。不久，法国的天主教神父开始在
琼崖进行传教。1888年法国在海口设立了领事馆。到1897年，法国强迫清政府发表“海南岛决不割让他国”的声明，公然把琼崖划入它的势力范围。美国从1881年起，派美籍丹麦人冶基善（C．C．Jeremiassen）从广州到海口设立基督教传教总部，随后，美国长老会牧师香便文（S.C．Henry）、努耶斯（H．V．Noyes）和纪尔曼（F．P．Gilman）等25人也先后到琼传教。冶基善和香便文多次深入岛内各地进行活动。他们在海口、嘉积、那大、乐安等地建立教堂，开办带殖民地色彩的学校、医院，以这些教堂、医院、学校为据点，向五指山黎、苗族地区扩展，拉拢汉族地主和黎族上层人物入教。至辛亥革命前，美国长老会和法国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既遍布琼崖的主要市镇，又深入五指山腹地的黎、苗地区。据统计，从1892年至1928年间，全琼受洗礼的教徒由78人增至4000人，各地建立教堂25座、医院5所、学校15所、育婴堂1所。外国传教士入琼后，与封建官府互相勾结，欺榨百姓，镇压人民。1888年，为“酬谢”教会为镇压各族人民起义的清军治病的“功劳”，地方官府拨那大一块地皮，修建教堂；1897年冶基善与官府相互勾结，策划镇压崖州多港（今属乐东县）黎族起义，屠杀农民起义军。
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促使封建统治者加重了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清政府把巨额的战费和战败赔款及由此产生的财政危机转化为赋税、“摊派”、“捐献”，对人民横征暴敛。琼崖的漕赋和“色米”额重，浮收多。19世纪70年代，光是漕赋一项，规定1石纳2石以上，粮折银、银又折钱，额银1两折钱1400文，“色米”1石折钱4000文。少数民族地区负担更重，崖州黎区额银1两折钱2500文、“色米”1石折钱5500文。而且由于官吏在催征中又“捏称搭草鞋钱，踏狗尾钱等各样名目，勒索苛派，多方扰累，种种弊端，殊属不成事体”，致使人民负担“每多于应纳粮额数倍”。这种沉重的负担，加速了人民的贫困和破产。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琼崖的社会经济起了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琼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国势力侵入后，不仅海口、府城、嘉积、那大和各县县城等城镇形成为各地的商业中心，而且许多县城以下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墟市。甚至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如抱由市（今乐东县）、东方市（今东方市）、保亭市（今保亭县）、牙叉市（今白沙县）等小墟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官僚、商人乘机以高利贷向广大人民进行盘剥。他们或设当铺，收受典当，或以钱、物放债，一本万利。因此，各地负债户不断增加。据统计，文昌、乐会、琼东、儋县等县农户，因借高利贷负债者占65％―76％。在崖县，“民间无当铺，而文武大小各衙门各开当铺，皆可以物质钱，每月六分起息，三月期满，不赎即不准再赎。”少数民族受高利贷盘剥更为严重。贫苦的黎族人民“如有事故，与汉人借债，一千本二千利”。“乐安汛属有一寡妇，借钱二千八百文于黎人，陆续还钱四百八十余千，尚未完数。故黎人借汉债，实为一家之累也。”还有奸商蠹吏，借贩盐卖酒进行放债盘剥，有还不起债的，被“强牵牛马及将女儿抵债者”。
封建剥削的苛重，特别是高利贷的盘剥，农民纷纷破产，土地更加集中。从清代中叶直至解放初期，琼崖耕地面积在400万亩到430万亩之间，人口为37万余户220万人到40万户300万人，平均每户占有耕地10亩左右。但“普通农户耕作亩数，平均每家耕五亩以下者占有百分之七十。”就是说，平均70%的农户只占有30%的耕地。按平均每户6人计算，每人占有耕地不足1亩；而其余70%的耕地，除小部分为学府、祠堂、庙宇公产外，皆为少数地主、富农所占有。陵水县大地主张鸿犹原是清末贡生，他依仗官府、洋人，霸占良田4000多亩，每年收租谷3000担；还包揽文庙、学府公田，建造深宅大院，养有奴婢、保镖30多人①。万宁县茂山乡大地主韩焕畴，占有耕地6000余亩，槟榔园、椰子园5000余亩。土地的迅速集中，使农民陷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
广大丧失土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为了维持生计，被迫向地主租地耕种或为地主、富农当雇工。琼崖的“田租普通行主客匀分之制，惟昌江则作三份分之，业主得一，佃客得二”；“其贫无地者，于农忙时节，多为富家插田收割，以谷计工。”特别是在琼崖农村中还保留着浓厚的封建宗族制度，大的宗族都有一种“奴人”，原来是各个宗族的奴婢，是赤贫的农民。他们除了租种各宗族的祠堂祖田受苛刻的地租剥削外，还要无偿为宗族的祭祀、嫁娶和祝寿等其他庆典提供服役，如抬轿、鼓吹、执仪杖等；住宅不准装饰“翘头”，称其宗族成员为老爷、官人、少爷、太太、官小姐，在其宗族成员面前，不得就坐，走路不得潜前等。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生活也最为困苦。
在资本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不少贫苦人民被迫离乡背井，到国外谋生。“文昌、琼东、乐会、万宁、琼山、定安、澄迈等县，乃竟向安南、暹罗、南洋群岛间，经营农工诸业，甚至有往安南作佃农者。”据统计，1876年至1898年，琼州往东南亚等地华侨有34.5万余人。 1914年至1924年间，仅前往新加坡的移民就达6.3万余人。其他还有往欧洲和美洲的。这些人，有不少是被当作“猪仔”拐卖出洋的华工。他们上船后被关进船舱，“并肩叠足而坐”，“交股架足而眠”，途中死者枕藉。活下来的，男的被强迫为资本家开山挖矿，当牛作马；女的不少沦为娼妓，命运极其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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